为了泰坦尼克沉没那一夜的星空
在《泰坦尼克》1997版上映时，一个叫Neil Degrasse Tyson的美国天文学家曾经写信给卡梅隆，抱怨说《泰坦尼克》电影里大船沉没时，罗斯和杰克所仰望的星空并非是100年前沉船当时当刻的星空。因为那是后期做上去的特效，所以那个天空甚至只是由一半的星空与它自身的镜像合并而成的。“星星的位置完全错了！”，这让这个科学主义者在看电影的时候如坐针毡，“那天的经度、纬度、地点、日期全都是确定的”，他气急败坏地写信作给以在科学上严谨精确而著称的好莱坞导演卡梅隆说，“你怎么能把那天的星空给弄混了呢”？
正是这个看起来近乎吹毛求疵的抱怨，让卡梅隆在15年后重新推出《泰坦尼克》3D版的时候，更换了全片的唯一一个镜头——1912年4月15日凌晨4点20分，泰坦尼克沉没当晚的准确的星空图。
这是一个无心之过，也是一个谁都能原谅的错误，但是卡梅隆不这么觉得，因为他是一个绝不允许自己在已知的错误上无所作为、视而不见仍能安心睡觉的人。
今天中午，在翻看《看见》“柴静专访卡梅隆”官方微博的评论时，我看到一个叫“韩可可kitty”的网友留的言：“专访做得很好，柴姑娘非常了不起。但非常可惜有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里面用了不止一次电影《终结者3》的镜头，那个凶悍的女机器人的画面，那不是卡梅隆的作品！卡梅隆只拍了终结者1和2！那个女机器人当然也就不是卡梅隆塑造的tough woman了！你们编辑画面的时候可以先百度一下也好，不要这么不专业”
我心里一沉，立刻脸红了，我意识到这是我的错，编导王映瞳是个细心人儿，事事都再三核对，但这组镜头是后加的，当时她正在外地出差赶制另一集节目，我作为非铁杆卡迷印象中卡梅隆导过《终结者》系列，却忽略了他导过的只是《终结者1》和《终结者2》，《终3》和《终4》都只是挂名。但我们在剪辑他喜欢塑造“强悍女人”的一组影像资料镜头时，无意中混用了《终3》中的一个镜头。剪导视时，天舒跟着音乐剪得很HIGH, 《终3》中女机器人头部360度旋转的冷酷劲儿跟音乐也相当合拍，于是顺手也剪上了。
我发现这条信息并致电天舒时，她告诉我，她已经初步回复了留言者，因为按照“卡梅隆”的百度百科和“《终结者3》”的百度百科所写，卡梅隆都被列为了《终结者3》的“编剧”，如果真是这样，那似乎引用这个镜头表现他对强悍的女性主义的偏好也勉强说得过去。
但我还是有点不踏实，又上网搜了一下《终结者3》的英文维基百科，发现我们被百度百科明显地误导了，卡梅隆的名字虽然列席主创人员表，但只是因为该片的“人物形象‘基于’卡梅隆以前的作品。”，他并不是编剧。
于是我开始不安起来，我在屋里转起了圈，一圈又一圈。天舒告诉我，整个留言中只有一个人提出这个失误，而且回复后，该网友当时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质疑。似乎解释和道歉已经完成了，节目也已经播过了，但是我的不安还是越来越强烈。
我拿着电话，心想，改还是不改呢？
这本来根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纠错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犹豫是因为我太深地清楚，天天浸泡在机房里的人们日复一日承受的压力和辛苦。电视后期制作是个非常琐碎的过程，从资料收集，格式转换、上采、音视频剪辑、解说、音乐、特技、字幕、导视、到合成、播出、压缩、上传网络，每道工序都纷繁芜杂。电视人总说，“电视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就因为后期过程的无常和琐碎往往会让人发疯，永远会遇到各种阴差阳错的技术问题让人想在深夜里撞墙或跳楼。所以做电视的人（以我为例），通常都有点神经脆弱或精神不正常。以前在做《新闻调查》的时候，每次听到片子合完，片尾字幕曲出来有节奏的“咚 咚”声，对我来说就是仙乐飘飘，因为总算弄完了。而播出之后的修改，就意味着要回炉，要从播出线上把带子拿下来，合成好的音乐、字幕、配音、特技、唱词、视频链接的上传等等每个环节都要重来一遍，加上机房不空、技术繁忙，机器死机、硬盘罢工、软件出错等等几乎每次都会出现的灵异现象，一个几秒钟的镜头，完全有可能折腾上整整一天。而周复一周的播出又是一个歇不下来的工作，每个人都跟一个超负荷的陀螺一样地转啊转，没日没夜熬上一整周，片子做完至多也就歇一两天，我舍得再折腾大家吗？
我纠结了再三，心里的两个小我开始各执一端，正襟危坐、并互相劝说。一个说：微博评论里承认失误就好了嘛, take it easy，别麻烦了，抓紧新节目吧，有几个观众那么较真呢；另一个说：拜托，有没有搞错，你们刚做完卡梅隆哎，一个连沉船当日的星空图都要准确无误的人哎。
我深吸一口气，又拨给了天舒。她是个1988年出生的姑娘，圆脸庞、圆眼睛、大嗓门、常年穿得松松垮垮、基本吃住在机房，无怨无悔、随叫随到，并且永远乐呵呵的，像个微笑的天使，似乎不知忧伤为何物。她从万能助编做起，从借资料、粗编、清理硬盘、刻碟、到录演播室、剪导视、发微博，再到现在几乎办公室的每个环节都少不了她。我经常看着她像苹果一样红润健康的脸色，难以想象她无穷的精力和乐观到底是一种天赋还是一种天性。
在电话里，我婉转地表达了我的焦虑，没说要改，只是告诉她我查询的结果，并说：这事儿没有任何人会追究，领导也不会逼咱们改，因为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就这么着了，只要咱们心里过得去。所以你坦率地告诉我，内心深处，你愿意为了这么一个镜头，再回到机房去重新折腾一圈吗？
还没说完我就想起，这个内心像小牛犊子一样充满活力的丫头昨天刚告诉我她最近终于累得开始失眠了。如果她流露出一点嫌麻烦和迟疑，我不确定我会不会狠得下心。结果电话里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范姐，我想改！我正好还有一个想用的镜头没有用上……我马上出发。
非线剪辑师沈超，我根本就没有给他打电话，因为他是全栏目最没有作息的人。他和另一个常年睡在办公室的主编郑波甚至经常互相取笑打赌说，看谁的媳妇会最终先受不了而跟自己离。他掌握着我所能想象的所有视频特技软件，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他经常因为编导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而整宿尝试，从不抱怨，经常最终因为时长或者因为编导想法不靠谱而白忙一场。他剪辑台旁的抽屉里，长期放着几贴狗皮膏药，因为他肩颈的肌肉因为长期伏案工作早就连续报警。跟他的名字一样，他身上那种“超”常和“超”越的气质，早就一次次地“超”度了我的心。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从来没有说过“不”。
我最后拨给了编导王映潼，这个倔强的姑娘干起活来是个拼命三娘，在机房的时候，永远皱着眉头觉得自己剪得还不够好，性格又拧又倔，从不肯轻易放过自己。她笑容妩媚、纤腰长腿，表面娴静，内心却总有一种要疯狂盛开的冲动。为了追随所谓的意义和梦想，她辞去了地方台主持人的工作，一头扎进中央台暗无天日的机房，天天较劲、至今单身。关于剪辑的细节我和她经常打得不可开交，到最后再坑坑洼洼江河入海殊途同归。其实凭我对她的了解，在拨出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果然，她半秒钟的犹豫都没有：改！老范，咱们一定得改！
那一瞬间，我全身发热，异常感动，我由衷地为我们组的姑娘们与小伙儿们感到自豪，为我有幸共事的这一群人感到自豪。
柴静在最近北大举办的《看见》专题研讨会上发言时，曾说过，她心目中理想的平台是“对人格有要求，对节目无限制”，她说她小的时候看《读者》编辑部对编辑的品性提出过十条准则，说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在这里工作，例如：不关水龙头的不适合，说话时经常说‘我’的人不适合，嘲笑善良的人不适合……
《看见》作为一个周播的“人物专访+纪录片”栏目，其实总共没有多少人，但值得欣慰的是，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已经用一把无形的透明的闪亮漏勺筛过了一遍。我时常惊讶于这些人是怎么从大千世界的各种旮旯角落因为哪种神奇的原因而聚到了一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内心纠结、生活压力、一身病痛与满腹委屈；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房没车，薪水微薄；他们中的许多也想过逃脱，想过放弃，想过“珍爱生命、远离电视”；但只要他们接到选题，知道播出的deadline，只要他们坐在剪辑台前的那一刻，他们就忘记了一切；他们在深夜里眼神发亮，跟一个又一个剪辑点磨牙唠嗑，跟困意与疲倦彻夜厮杀，在一瓶又一瓶的红牛与咖啡里，在一个又一个逐渐亮起来的清晨里，在日渐加深的黑眼圈和层出不穷的青春痘里，跟自己斗争，跟美好的愿望斗争，跟有限中的极限斗争。
这一次的卡梅隆专访，从邀约到拍摄，也都历经波折，以至于上午十点的专访，半夜两点半才最终确定，二十世纪福斯国际的北京市场总监廖先生到夜里十二点还跟我说，希望不大，他要是不回电就没戏，但我们一直没放弃，一直盯到凌晨两点半最终峰回路转。然后临时把所有的摄像叫醒，临时找灯、约场地、订房间、找资料，以至于留给柴静的准备时间也短之又短。柴静在节目结尾时说：“这是我的第一次英文访问，很抱歉它不够严谨、规范，甚至漏洞百出，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不只是因为采访时间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面对的是卡梅隆，这个人喜爱挑战、从无畏惧，他也希望别人如此，他可以原谅不完美，但他无法接受一个人不去努力接近自己的极限。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一个人会感到恐惧不安，但他也会体会到，什么是探索的乐趣，什么是卡梅隆所说的，感受生命的存在。”
好吧，我承认我觉得她说得棒极了。
卡梅隆在回答柴静自己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时说，我不尊重那些不尽自己全力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人，哪怕他只是一个画画的，或者做工艺品的，哪怕他做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木雕。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人们说他“恐怖”，所以他才是“卡神”。采访受时间所限，短兵相接，愉快淋漓也意犹未尽。我想，我们能记录下来的只是这短短几十分钟，但试图走近一个人和向一个人致敬的最好方式，应该是把他身上最好的那部分留下来，照亮我们自己。
我要由衷地感谢卡梅隆，谢谢他在我的头顶，永远留下了1912年4月15日凌晨4点20分那一刻的星空图，我更要感谢我的同事们，因为他们让这片星空，变成更加真实可触、熠熠生辉，璀璨不已。(文\范铭)
为了泰坦尼克沉没那一夜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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